星期二, 六月 12, 2007

太湖

苹果日报 陶杰2007-06-11黄金冒险号 太湖

无锡太湖工业污染,漂起一层骇人的蓝藻。

太湖,古名震泽,是春秋时代范蠡与西施归隐的地方。「五湖烟水独忘机」,五湖,不是五个湖的意思,而是太湖的别名。因为范蠡和西施,二千年来,太湖成为一泓传奇。游太湖,就好像寻访仙踪。

在中国诗词之中,太湖的气魄比西湖大,但太湖比较静,没有洞庭湖之磅礡。因为洞庭湖畔,有一座岳阳楼,太湖没有。「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」,洞 庭湖因《岳阳楼记》而闻名,「昔闻洞庭水,今上岳阳楼,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。」游洞庭湖,总想到「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;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,是则 进亦忧,退亦忧」,因此,洞庭湖是儒家的一眶泪水。

但太湖不同。太湖的主人是范蠡,太湖是士大夫完全归隐的所在。范蠡在太湖消失了,从此不再回头,吴越的战争与亡国,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了。范蠡后来做生意, 发了大财,称为「陶朱公」,都因为太湖的水,洗涤胸臆,令他顿悟了,比起洞庭湖之沉重,洞庭湖是入世的,太湖比较飘逸,太湖是出世的,太湖是道家的一泓沧 浪的笑声。

因此,在清诗之中,咏太湖的有很多。清朝大兴文字狱,江浙的读书人,备受雍正和乾隆迫害,只有在无锡太湖和杭州西湖之间徘徊。游西湖,不免神伤,到了太湖,就看得开了。西湖只是江浙文人的暂寄的极乐世界,而太湖,因为范蠡和西施,才是湼盘。

不是说要了解「国情」吗?太湖的「国情」是什么?太湖跟「工业」两个字一向是沾不上边的。太湖活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,太湖在诗词中才有生命。

清初的查慎行,也就是小说家金庸的祖先,就有一首七绝:「夹浦桥南客棹孤,雨声连夜洗平芜。东风吹浅吴江水,半作春潮涨太湖。」把太湖的静,形容得非常的德彪西。

还有一首,咏太湖的月色,作者舒位:「星星渔火近吴江,听唱流人水调腔。一角红楼深树杪,为谁风露夜开窗?」这一首,把太湖写得实了一些,比不上查慎行的那一首虚缈。「一角红楼」四字,略嫌俗了一些,诗不是旅游记事,毕竟越含蓄越好。

还有一首钱谦益:「何处生春早?春生画舫中。花迎千嶂碧,柳罨小桥红。溪女怜新霁,菱歌爱晚风。西施旧明月,偏照五湖东。」诗中的景色太热闹,应该不是太湖,而是浙江诸暨一带西施的故乡,画面虽然活泼,但西施时代的明月,今夜却照着太湖,末句一反讽就显得悲伤了。

太湖污染了,今天只能咏诗,为太湖送终。然而,不要紧的,「经济发展」最重要嘛。「地球一体化」,太湖完蛋了,好在还有地中海和英国的湖区(Lake District),所以下一代,旅行方便了,抓起背囊到处跑,心灵在全世界都找到寄托,如果有点品味的心胸,毕竟比杜甫和钱谦益都幸福。

橘越淮而枳

苹果日报 陶杰2007-06-10黄金冒险号 橘越淮而枳

英国乡间流行农舍民宿,因为欧盟扩大了,英国的农产品,得不到补贴,英国的牛肉羊肉太贵,竞争不过欧洲,农夫生计紧迫,只有另谋出路,把农舍开放变成民 宿,招待四方驾车来的游客。在亚洲第三世界国家,农民一旦走上绝路,不是哭哭啼啼的到京城上访,就是聚众暴力「起义」。英国不是农民社会,农庄里工作的 人,是农夫(Farmers),不是农民(Peasants),英国的农夫的智商比较高,把农舍改装成B&B,游客自己驾车来,跟农主一起摘西红 柿、喂牛羊,品尝农家手烹的天然食品。

农舍民宿第一个好处是香港和中国的旅行团去不了。交通不便,只适合三两友好,一对情侣,拿着地图,驾车寻访。没有旅行团,田园一片清静,不受噪音污染。投 宿的客人,不是「消费者」,有点像一见如故的朋友。农舍地处偏僻,几乎夜不闭户,庄主和客人之间,须要有很高的信任,会不会有凶徒上门洗劫,把庄主一家人 都绑起来?至今尚未出现过。西方国家一出现什么新玩意,从计算机软件到主题公园,中国人一定一窝蜂的模仿盗窃。英国农舍流行民宿,「点子」很新,中国有八 亿农民,不如也学一学,开放农村,让北京上海的小资们,也开着汽车到陕北和贵州,投宿投宿,追寻陶渊明的田园境界如何?

别的都可以抄袭,英国的农舍民宿,如果移植到中国,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,变成一场农民社会的文化瘟疫──首先到处是母夜叉孙二娘式的黑店,从上海来的海归 小资,如果胆敢学着英国人一样,一家四口,进门投店,一顿馒头,里头就放了蒙汗药,一家大小,连夜宰人拆骨,把身上的两万元人民币连同江诗丹顿手表一起抢 光,尸骸剁碎,扔进猪圈当饲料。当然,中国农民也有纯朴善良的,但又轮到中国的游客「素质差」了。

香港的酒店,就试过床下底的地毯,被方方正正地割走一大块的。英国的农舍开放了,招待一团,第二天清晨,庄主起床,发觉旅行团早就悄悄都跑了。揉揉眼睛,向羊圈里一看:妈呀,几百只羊光脱脱,都像香港美容院刚出来的贵妇狗──羊毛早就漏夜给通通刨光了。

在信仰和理性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

苹果日报 陶杰2007-06-10 星期天休息:在信仰和理性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

英语世界爆发神学论争,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杜琼斯的《上帝大骗局》畅销。杜琼斯在书中质疑:基督教劝喻世人行善,是基于散播恐惧── 一旦做了坏事,就要下地狱,因此,基督徒的善心,是有条件的,也是投机的,只是出于对下地狱的畏惧。一旦没有了地狱,人在「无畏」的时候,还会不会继续行 善呢?一个无神论者,如果明知死后没有天堂,也没有地狱,如果一生都行善不作恶,是不是比基督教徒更高尚呢?杜琼斯的论说,在逻辑上有理,但只适用于少数 的智者。一般人没有宗教召唤对地狱的畏惧之心,连同对天堂的向往之情,恐怕会争相行恶,人性沦亡。罗马帝国的尼罗,中国的商纣和秦始皇,都是「不畏天」的 暴君,举头三尺,他们不相信有神明,把权力用尽,把他们统治的国家化为一座活地狱。中国的太湖污染严重,基本上已经完结;长江七成河水不可饮用,厦门建化 工厂,万人抗议,全国假货盛行。本报的网上中国版,展示的现实相当惨酷:医院就在不远,民工的子女病倒街头,无法负担医疗,往来的过路人无人援手,眼睁睁 病死。青少年流行虐待动物,大汉把一只小猫绑在树上活剥皮,拍成短片,一一上网。中国政府面对一个物质欲望爆炸、道德公义等于零的十三亿人口的暴虐大国, 不论提出「以德治国」,还是倡导「和谐社会」,效果有限。政府贪污,知识分子没有发言权,争相下海营商,中国的「中产阶级」渐渐也学会了「如果不能改变现 状,那就参与现状」(If you can't beat it, join it)的生存哲学。

西方寄望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旦兴起,会像十八九世纪的欧洲一样,觉醒到人权和自由,会促成向统治者改革。这样的期待,把中国的人性看得太高,终于落空了。现 在,眼见一个贪欲无穷的大国,吞蚀全世界的资源,化为空前的二氧化碳,对温室效应施以致命的负担,欧美都开始急了。西方难以明白的是,中国人缺乏起码的信 仰,已经成为森林肉食的物竞天择主义者。物竞天择,是不讲道德的,中国人在「改革开放」二十年后,终于从「狼图腾」中悟出了他们认为的生存基本哲学:要生 存,就不可以做任由扑食的羊,必须转化为吃羊的狼。不是羊就是狼,没有第三选择。中国的「中产阶级」,是物质的「中产阶级」,不是欧美的人文的中产阶级, 当中国式的「中产阶级」也争相加入了狼的行列,只剩下农民和盲流成为羊的一族。这就是大陆「六*四」之后没有推行政治改革的后遗症。经过十八年来赏恶惩善的 逆向淘汰,儒家的孔家店拆毁了,道家沦为风水和江湖术士的一门商业,佛家的寺院成为观光热点,中国渐变为「零道德、零公义」的「双零大国」,只知道「经济 要发展」,但「发展」的过程完全缺乏道德公义和约束,中国总理温家宝虽然是一个正直的人,不是看不出问题,但太晚了,他没有办法,也不可能拿得出办法,因 为任何办法,都必须对统治者本身的专制权力作出约束和制衡。在西方,基督教的道德力量正广受质疑。杜琼斯的论说,显示西方的科学理性力量,自达尔文和罗素 之后,正向教会展开一轮凌厉的新挑战。西方有可能进入一个以无神论为主流的「后宗教」的新时代:不再需要教会,只凭理性和道德的国民教育,向未知的宇宙再 进军。是福是祸,犹未可知,但西方的人文思想正酝酿蜕变。

中国不但还没有「进化」到这个阶段,因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沦丧,反而倒退到一个没有儒家、没有道家、没有佛教、只有赤祼祼的弱肉强食的「绝对达尔文主 义」世代。比起欧洲的中世纪,此一状态更为可怕,因为欧洲中世纪虽然压制了科学和创意的发展,毕竟还有强大的道德。在中世纪的欧洲,没有人为了暴发,用毒 药来造假面包,而流通欧洲。一百五十年前,来到中国的西洋传教士眼见中国落后,想在民间推行基督教,美国牧师林乐知,办了一份《中国教会新报》,提出「基 督教有益中国论」:「中国向为习俗所囿,致失其治理万物之灵。论世者每曰:中国矿产之煤铁,实多于欧洲,持上之人,愚而不明,狃于风水邪说,坐令弃于地 中,甘失富强,为可惜矣。」林乐知主张,中国人内修以基督教的仁爱之心,外建以法治,这个国家才有得救,因为「凡有损之恶习,如吸烟、酗酒、赌博、奸淫、 欺骗、窃盗等类,教规之禁例甚严。有益之良模,如铁路、电线、邮政、矿务、制造等政,国家之富强可卜。所惜者:今世之人,仅信其外貌之粗迹,未得其真理之 渊源。」「仅信其外貌之粗迹,未得其真理之渊源」,林乐知抨击中国,只懂模仿西洋的技器,对于基督教的人权和博爱的人文价值观,中国拒之门外。不但拒绝人 权,而且还不畏天命。林乐知叹息:「人尽以教天者爱人,岂不可以爱人者兴国乎?」

不是甚么「科教兴国」,而是「爱人者兴国」,林乐知预见了中国危机所在。林乐知没有预见的是,橘超淮而枳,任何西方的文明概念,引入中国,与中国的酱缸土 壤结合,都会正负得负,结出坏果子。马克思主义本来倡导财富的公平,在北欧,创建成瑞典、芬兰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均等社会,富人的税交得重,但国民的幸福得 到保障。基督教国家如英美,对裸体宽容,香港的淫审势力,在基督教的把持下,却比今天的中国更封闭保守。他更没有预见的是,不但中国的孔孟伦常,经受了五 四运动和后来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破坏,俄国的十月革命,列宁上台,斯大林承政,更为中国输入了一套以仇恨为基础的社会统治结构。以仇恨为本,而不是以仁爱为 怀,加上民族主义的一面倒情绪教育,造成今日中国人的心理狂躁乖张,每十人之中有一人精神失衡,折射到中国电影,不是《疯狂的石头》鸡鸣狗盗之荒谬,就是 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暴君帝皇之嗜血,引证了中国大陆人口的「狼羊二元结构」:不为羊,即成狼,不为乞丐,即成盗寇,没有人权、法治、公义,在这样的状态建 构和谐,全世界只能遥祝胡温两位好运,而当前的西方七大工业强国高峯会(俄国不算),如果不及时研究二十一世纪「中国奇迹」的新课题,人类的前景也相当堪 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