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戲劇經典學習通識辯才

由戲劇經典學習通識辯才 ~~陶傑
2007－3－18

特首選舉論壇，如果有甚麼「成果」，只能是收視率三十六點，社會湧現了對「辯論」這門藝術的興趣。香港自稱「國際城市」，一百五十年來都是中國人社會最 「先進」的地域，遲至今日方始摸索競選辯論的入門，相當可笑；但在三千年中國歷史之中，第一次朝野正反兩方平起交鋒，梁家傑先生沒有馬上被推出午門斬首， 上星期說過了，要求不可太高，值得中國人涕零相賀，是極為可貴的進步。

或許從此又有好事者提議，在「通識教育」中加入「辯論課程」，又提出一番亢奮的「願景」。曾梁的辯論，兩場的形式都流於粗糙，第一場的掌聲太多，第二場的計時器「叮叮」亂響，可以視之為中學生的水準氣氛。

在中國社會，推行辯論，為何如此困難？因為這是一門失傳的技巧。春秋戰國時代，中國有辯論這一科，知識分子與君王同席，有話直言，那時叫做「說」。

中國在「說」的時代，文化最豐富，言論最自由，君主對「說客」的話聽不進去，往往不會動氣。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，向他講遠古三皇五帝的道德觀，秦孝公睡著 了。事後秦孝公怪責引薦商鞅的人，問他為甚麼帶了這樣的悶蛋進宮？中間人勸說商鞅：「秦孝公不喜歡聽大道理，你為甚麼不投其所好，說些中聽的話？」雙方不 歡而散。幾天之後，秦孝公看見天上的飛鳥，觸景生情，感到身邊沒有「顧問」，又派車來接商鞅。商鞅向他講解「霸術」，二人言語投機。秦孝公下令商鞅變法。

中國的士大夫，由「說」而「諫」，已經是倒退；最後連「諫」也不敢，改為「上書」。春秋戰國大體上是「說」的年代，到了漢唐，「諫」還可收一時之效。到了 明代，最初「諫」而獲罪，明太祖和成祖殺了一批，士大夫不敢當面辯論，改為「奏」，也就是「上書」，因為君臣之間見面的時間不多。康有為向李鴻章「公車上 書」，彭德懷向毛澤東上「萬言書」，都希望皇帝獨自在燈下閱讀奏章時，可以平心靜氣一些，避免兩人言語交鋒。

三千年來，由「說」而「諫」，由「諫」而「奏」，最後由「奏」而一片沉寂，「但多磕頭，少說話耳」，鑄造了中國人不善詞令的遺傳基因。

因此，曾梁展現的「口才」，用中國的標準，已經好得不能再好，叫人拍爛手掌，熱淚盈眶。不可以期望兩人可以像莎劇《凱撒大帝》中布魯圖和安東尼兩人向羅馬 民眾著名的演說一樣，熱血澎湃，而且折射了將軍和大政治家的不同性格：「我愛凱撒，但我更愛羅馬。各位寧願凱撒活一天，而你們卻一天為奴，還是凱撒命終， 你們得到自由的新生？凱撒生前厚愛於我，我哀悼其死。凱撒是智勇之士，我尊崇之。但凱撒嗜權如命，我殺了他。他卻寵愛我，由是我為他的死而哭泣。」

布魯圖和安東尼的演說，英國的中學生都要背誦，然後再看音樂劇《貝隆夫人》，看到劇中的貝隆夫人，在一座陽台上，用優美的旋律向全國國民宣布她掌權了── 她不再是從前那個小女孩了，她現在是領袖，她從前也張狂過，令人以為她追求的是財富和權力，但這些都不是真的。阿根廷，不要為我哭泣，最後，她張開雙臂， 君臨天下：「我說得太多了嗎？我沒有再補充的了。但你們只要凝視著我，就知道我說的，每一個字都是真話。」

豈止一首流行曲？從《凱撒大帝》到音樂劇《貝隆夫人》，如果都能欣賞這兩三段戲文，其實就完成了政治辯才的「通識教育」。活在這個世界，不懂英語，必然與 主流文明脫節，因為甚麼康熙雍正的盛世帝皇學之中，沒有這一科。曾梁兩位都受所謂英式教育，英語流利，他們的表現，難免令人有點失望，但這是刻板的殖民地 教育的錯；這兩位精英，同時也是中國人，他們的表現，卻又令人太過喜出望外，就是這個道理。...